左派、右派，不如一個蘋果派

「九二共識」這種老梗，在以前吵到濫，現在2008年4月1號「扁馬會」依舊繼續吵。

什麼是「九二共識」，就是九二年有沒有「共識」，那「共識」的內涵是什麼？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等等的一堆名詞解釋。若說中國以「一個中國」的原則去包裝了九二共識的內涵，那麼台灣所針對的九二共識內涵又是什麼，不也拿了自己的原則去包裝內涵嗎？

台灣憲法規定的是一中架構，所以照道理講也的確是一種接近中國所提出的「一中原則」的共識。但是在九二年的當時，雙方都並未用文件來正式說明已方立場，而是透過解讀的方式去推敲對方的想法，所以這種共識，是假設性的默契問題，是來自於「詮識學」的理論應用，而非以往在檔案解密時所用的「考獻學」驗證(中時社論，文章見此)。

因此，把當時兩會所來往的所有文獻，通通放在一個場域之中，透過哈伯馬斯「溝通行動理論」解構之，針對海基會、海協會兩方稱為「行為者」，其雙方背後有人操盤的「策略行為」、以及文件往來具有對話性的「交往行為」；接著以「理性溝通模式」進行設定，而哈伯馬斯在〈社會行動、目的行為以及交往〉文中所述的：

「共識或許是通過交往實現的，或者是在交往行為中共同設定的，它具有不同的命題結構。依靠這種語言結構，不能僅僅把共識歸結為外在作用的結果，共識必須得到接受者的有效認可。因此，共識和實際中偶然的意見一致（Uebereinstimmung）有所不同。溝通過程所追求的是共識，它滿足了合理同意表達內容的前提。一種通過交往而達致的共識具有合理的基礎。也就是說，這種共識不能被轉嫁到工具行為（對行為語境的直接干預）或策略行為（對對方抉擇的算計和左右）當中。共識可以是強制的客觀結果，但如果明顯依賴的是外界影響或暴力，共識就不會得到主體的承認。共識的基礎是相互信服（Ueberzeugung）。互動一方的言語行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滿足如下前提：即另一方接受了他在言語行為中所提供的內容，並對可以批判檢驗的有效性要求採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場（儘管通常都是悄悄進行的）。無論是用表達提出有效性要求的自我，還是接受或拒絕這個要求的他者，他們的抉擇都立足於充足的理由。」 

故此，先不論九二共識在文獻上的效力問題，其背後所真正隱藏的行動意涵，在基礎上就是一種共識，這種共識乃因為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底牌，只是相互不揭露。在背後策略行為中所包含著的理性行為，在溝通之前就會架構著必須達到的目的，那麼再怎麼去要求「共識」這個「問題」，最後所出現的當然會是共識，因為在講之前就有要把對方陷入對話陷阱的共識的時候，雙方都會根據對方的文件來臆測，同時賦予一種意義加在心中欲求達到的目的性。因此，在對話之前，就會出現了先驗命題的立場，正如「異同皆存」。

這樣一來，不會有馬英九所謂「求同存異」。那只是一種騙自己與騙對方的假設性命題，根據前面所述，所謂的「異」都是雙方在心中所暗算好的底牌，只是把「同」拿出來給大家看看，讓民眾知道原來雙方是這樣對話的。

雖然這樣解構過於「後現代」，針對目前的兩岸關係並無實質貢獻，但只針對所謂的共識提出一點不同的說法罷了；從實際面來看，辜汪會談的時候，聰明如李登輝、江澤民等政治老手，怎麼會不知道對方想要幹什麼呢？在對方來函之前，就應該推盤演練好一切預設的狀況，接著沙盤演練，然後根據對方來函的文字意義進行拆解，並將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性包裝在拆解文字之中，並回覆給對方。

所以當時「共識」雖然法律上不存在，但實質上在溝通與交往的過程中卻又存在，只是針對彼此思量對方打著什麼樣的牌型的時候，對於所有的溝通與行動過程，共識都被包裝仇恨的行為給掩蓋住了。

所以說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中各表」，不如說是「一中互俵」，即「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相互俵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