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刊載一篇由何清漣的文章，對中國經濟發展一直相當有建樹的何清漣，該文提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抗爭的彼此發展關係，文章指出：「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四大金剛分別是地產、礦產、股市與金融，而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與環境維權等類型的反抗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
並且，接著說明：「中國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定著社會抗爭的類型。」
其實，對於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抗爭兩者之間的model關係，何清漣並不是首位提出的，經濟跟社會一直都存在互動的關係，這受制於經濟發展好的時候，往往社會上的抗爭會因為經濟的發展優劣而產生抗爭的類型變革，如土地改革的政策，一旦影響地主的權益，多少迫使地主走上街頭抗爭。當然，這有個前提是必須事先建立起，即威權政治體系與民主政治體系下社會抗爭所顯露的性質之不同：民主政治體系之下的社會抗爭，常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但威權政治體下的社會抗爭，只要脫離經濟因素、權利因素之後，上綱至威權的統治合理性，往往呈現了該政體的統治基礎。
回到文章的內容，進一步假設經濟發展模式與社會抗爭種類的發展成因果關係演變，那麼社會抗爭的數據就顯得相當重要了，因為經濟發展模式對中共研究來看是一種很好辨別的工具，即從每次的政策制定就很容易看出發展的模式，但社會抗爭卻並非如此。
單看社會抗爭的數據好了，中共定義的暴動為一百人以上就稱作為暴動，就update到最新的數字來看（google一下，2006年過後的都找不到官方公布的，連中國社會藍皮書都看不到），2005年發生8萬7千起暴力事件，較2004年增加了30％，平均每一天在中國發生的暴動事件就有250起左右，等於是告訴我們，中國在2005年總體來算，每一天都有25000人在暴動、打架、鬧事，換成34省市以及自治區來做計算，等於是平均一個省份730位左右的人在暴動；若以中華民國憲法來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區域來進行比較分析，又等於告訴我們台灣這小小土地上，平均一天約有七百人在暴動（數據只是估算，並不精細），因此，著實難以想像台灣天天都有暴民在走跳啊。
同時，2005-2006年更是目前胡錦濤醞釀出「和諧社會」概念的一年（細節不想打了，很麻煩），直至2006年10月於十六中六中全會才正式在黨的文件中提出「和諧社會」的建構，因此，從社會抗爭的數據對照起中共高層的談話文件來做說明，也可成為一種比較的指標，旁證出社會抗爭對於威權政治的一種正面威脅性，因為層級明確拉高至黨代表會議上頭進行闡述之，對黨的組織進行強化和諧的概念，要求下達至各地的黨組織。
不過，中國公布的官方數字，本來就不應當全然採用，作假成分居多，但對中國研究的觀點來看，儘管是假的，也是有採用的可能性，但前提就是必須要透過其他方面的因素來作為model的加強。剛剛從一份研究報告計畫案（談中國社會安定的研究成果報告）之中，看到中共最常面對社會抗爭之下的手段：一為「孤島策略」、二則是「改革」。但其實我覺得之前聽台大明居正教授演講的比較容易理解，即一、鎮壓，二、收買兩者為上，其實我想研究計畫指出的，與明居正教授所講的也有雷同處。孤島策略其實就是一種鎮壓的方式，只是強化了發生當時以及後續的宣傳工作，改革到頭來其實就是一種收買人心的手段之一。
因此，從中共面對社會抗爭的方式所採用的手段，可以歸納為兩種觀察的指標：一、暴動地區當地以及附近的公安、武警的調度情形；二、暴動地區官員的升遷情形。如果對照起何清漣的model，或許會更有加強的功能。否則一旦2006年之後的社會抗爭數據無法取得官方數字，那這樣的研究效度大概會多少受到質疑，但又因為研究的國家是一個制度完善上仍有問題的威權國家，因此，更加需要其他因素的採納取用，以加強model的運作。
其實，最近看了一些社會抗爭的文章啊，再配合聽了明居正教授的演講，才頓時覺得這問題很有趣，當然，跟我的碩論有點相關性，只是研究的途徑大為不同罷了，寫寫文章來作為紀念也不賴。要是，有那麼一天去念了該死的博士班（目前完全不想），倘若當時中共還沒垮台，搞不好我就往這方向去延伸出博士論文的題目呢（想太多）。
另外，有兩篇跟社會抗爭有相關的文章，其分析的架構蠻清晰的，頗值得參考，並都是同個人所寫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謝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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